浩悦价值观
使命 以资本助力,成就卓越的医疗健康企业
愿景 成为专注中国医疗健康行业最优秀的产业投行
浩悦资本创立于2014年1月,是中国领先的专注医疗健康行业的产业投行。公司总部位于上海,在北京和深圳设立区域办公室。浩悦资本始终致力于以资本助力,以研究驱动,帮助中国医疗行业优秀企业成功对接资本市场,为客户创造增值价值。浩悦资本的合伙人团队由深耕中国医疗健康领域多年的资深投资银行家组成,专业团队人数超过70名。浩悦资本长期密切追踪医疗健康投资市场动态和投资趋势,研究领域及交易范围覆盖生物医药、创新医疗器械、IVD与生命科学、健康服务和智慧医疗等多个细分赛道。2021年,浩悦资本完成了超过50笔私募融资、并购整合和上市公司分拆复杂交易,交易总额数百亿元人民币,在医疗行业各细分赛道全面领先。
中国CDMO行业的高速发展,无疑是中国药物市场巨变、走向创新和成熟的最好见证。根据Frost&Sullivan的数据,中国研发外包服务市场规模已由2014年的21亿美元增至2018年的59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29.2%,预期于2023年增至214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约为29.6%。中国生产外包服务市场规模由2014年的12亿美元增至2018年的24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19.8%,预期于2023年进一步达到85亿美元。
中国药物研发外包服务市场渗透率提升将高于全球增速增长。Frost& Sullivan统计及预测,中国药物研发外包服务市场渗透率已由2014年的27.4%增至2018年的35.8%,预计将以高于全球增速的水平进一步于2023年增至49.3%。
当我们分析中国CDMO行业未来走向之时,我们需要首先回顾一下欧洲与印度CDMO行业发展的历史。作为除了美国之外最大的CDMO产能所在地,欧洲和印度CDMO发展的历程,对中国近年CDMO发展趋势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欧洲CDMO - 龙血凤髓,崧生岳降
欧洲的制药行业兴起于二次工业革命,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现代制药公司出现在19世纪80年代的德国。二战后,欧洲的世界制药领先地位丧失,一批欧洲的技术和对技术的商品化能力被带到了美国,美国制药获得了超常规的发展。从此,奠定了美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制药行业霸主地位。但作为生物医药产业的发源地,顶级的学术研究机构、充分的政府资金支持,不少医药巨头的创始地集群效应,使得最早的一批欧洲CDMO企业已经在为美国制药企业提供先进技术服务。以LONZA为例,其在1969年就将自身业务扩展至美国,并开始发展特殊化工材料板块。
20世纪90年代,生物技术革命使得整个制药行业进入了高速多元化发展时期。欧美诞生出数个巨无霸级别的生物医药企业,并通过研发创新从全球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越来越多的细分赛道,越来越多的创新技术,越来越多具有技术壁垒的处方药物开始涌现。致力于提供专业化服务的CMO公司开始发展,并在后续发展过程中依靠自身的技术优势升级为特色CDMO业务。比如,R.P. Scherer专门做软胶囊,Ben Venue实验室专门做冻干注射剂,Vetter专门做灌装注射器,DPT有半固态和液态产能,Custom Pharmaceuticals主要生产OTC类产品。
整体来看,1990年之前,全球领先的大型药厂主要自己生产原料药和中间体,这些生产基地以及一部分提供服务的化工企业,大量分布在欧洲地区。随着企业间出现越来越多的相互合作,这些企业在一些品种上开始进行共同研发和商业化生产。但其中帮助生产的业务并非特别正式,占比非常小。一些精细化工企业依靠自身成本优势,开始与大型药企建立大型合作,进行定制化生产,并逐步对自身进行产业升级。
CDMO、CMO等业务的兴起的一个重要推动力是美国的Hatch-Waxman法案。该法案的宗旨是节约医疗系统开支并增加患者获取廉价药物的渠道。从80年代开始,美国的医疗卫生总费用增速开始大幅下降。随着全球最大的规范处方药市场卫生支出进入控费阶段,选择具有成本和效率优势的CDMO企业进行合作,慢慢成为了巨头药企的优先选择。
图:1990-2012年FDA仿制药申请数量
来源:观研天下
在经历了80年代末降价潮及大批专利药过期影响后,欧美药企开始进一步思考如何提高效率、减少成本。基于不断加强对成本控制和效率的要求,药企开始将这些产能进行出售。伴随着人类社会完全进入全球化发展时期,国际分工和各国、各地区间以及经济集团间的经济联系不断扩展,伴随苏联的解体,美、欧、日为经济中心的世界格局逐步形成。欧洲的CDMO、CRO等行业也进入了黄金二十年高速发展期。LONZA作为代表,在这20年内逐步成长为全球化公司,业务在欧美亚地区快速扩张,1999年,LONZA在瑞士上市。
同时,在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期,在分子生物学、高通量筛选的引领下,基于靶点的制药研究以及生物制剂开始兴起,20世纪末,世界进入转化医学时代。从60年代就开始蓄积的生物技术革命于90年代开花结果,催生了欧洲一大批先进的生物技术公司。2019年,欧洲知名生命科学网站Labiotech.eu发布《欧洲历史上表现最佳的8家生物技术公司》榜单,这一批最先进的生物技术公司基本都诞生于90年代左右。其中,包含首创了噬菌体展示技术,并发现了Humira的CAT,以及研发出首个获得美国FDA批准的双特异性抗体Blincyto的Micromet。
数据来源:Labiotech.eu
在投资人的加持下,Biotech开始茁壮成长,资本开始大量涌入,大量的创新疗法及药物被推送到商业化阶段。但面临商业化的问题时,很多创新药企没有能力进行生产,也不愿意自己建设工厂。这进一步使得拥有平台技术的CDMO行业得到了发展。例如Vertex、Gilead(吉利德)、Shire等创新药企基本上外包了所有的生产需求。
在产能扩大与新技术密集涌现的影响下,欧洲CDMO龙头开始通过两个方向逐渐脱颖而出。一是技术能力,包括对生产工艺的优化、放大,创新药生产制造能力等;二是服务广度,包括客户分布广度(供应链管理能力等)以及服务项目广度,在CDMO服务之外,注册服务、市场咨询甚至临床试验服务都可能成为公司新的增长点。
21世纪初,在经历了高速发展后,欧洲的CDMO行业进入了成熟期。LONZA于2006年就进行了3笔重大收购,2008-2010年,又完成了6笔重大收购,CDMO在行业成熟、被迫在价格上内卷竞争时,开始不断进行着大量整合。在生物医药行业高速增长的几十年间,数个大的产业集群也在欧洲牢固形成。以英国的剑桥基因组园、法国巴黎南郊的基因谷、德国的生物技术示范区等为例,生物公司、研究、技术转移中心、银行、投资、服务等在内的大量机构,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和大部分产值。这些生物技术产业集群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对扩大产业规模、增强产业竞争力作出了重要贡献。
与此同时,全球化分工使得CXO业务开始向其他地区发生转移,以印度、中国为首的亚洲国家,开始承担全球医药生产产能。
印度CDMO - 政策之子,厚积而发
当欧洲由于二战失去世界制药头部地位的同时,印度制药行业却并未伴随印度独立而进入新的时代。实际上,印度CDMO的起步发展要比想象中晚得多。2010年后,印度的CDMO行业呈现出蓬勃发展态势,大量世界级制造设施、出色的药品质量、熟练的交付能力赋予了印度CDMO产业高速增长的潜力,2014年,BioPlan Associates将印度列为全球第四大外包目的地。
当我们讨论印度的CDMO行业潜力时,我们无法忽视整个印度制药行业特殊的发展历史。
印度在独立后,1947年至1970年间依旧沿用殖民时代的专利法,这使得印度医药市场一直被外国药企所把持,超过99%药品专利掌握在这些药企手中,药物价格一直居高不下。本国医药企业只占有本国10%左右的市场份额,且只能进行简单的代理加工与代理销售。
在使用1911专利法对印度进行封锁的同时,英国人却不得不面临一个事实,在殖民期间,英国为印度留下了完善的工业基础,留下了重视科技教育的传统,也留下了英语这一重要的交流工具作为印度的官方语言。在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的20世纪末,英语成为了印度制药行业起飞的重要助力器。印度广袤的土地,极高的人口红利以及低廉的劳动成本,都为印度制药生产提供了优渥的成长土壤。1969年,兰伯西用地西伴点燃了整个印度制药行业,一大批印度药企开始模仿兰伯西的成功,积极投身于无专利药的仿制当中,并很快获得了政府、底层人民的支持。
为了彻底改变国家贫困局面下底层人民无法承受高额药物费用的局面,1970年,铁娘子英迪拉·甘地对专利法进行了修订,使得许多本国的药企能够大量获得仿制药生产许可,从而为印度的制药产能提供了快速扩张的空间。1984年,“博帕尔毒气泄漏案”震惊全球,印度政府在此后坚定了反制西方药物专利的方针政策,改革和调整传统的医药管理体制,并把医药产业列为优先发展的重点产业之一,随之颁布了若干激励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在国家指定的一系列“外堵内疏”政策影响下,印度制药行业迅速地进行着扩张与产业升级。1976~1977年,印度制药行业的研发支出为 226万美元,在1986~1987年度,这一数字已经暴涨为1079万美元。印度制药业也已经开始从过去以仿制药为主向创新药研究转变。
由于印度的药品管理体系与欧美等发达国家接近,其生产的药品大量符合国际标准,大量的企业也开始积极寻求海外市场机会。但由于印度制药行业特殊的专利环境,因此欧美企业在与印度企业合作时,非常慎重。即便如此,在优秀的交付质量以及价格优势下,印度制药企业已经开始承担第三方服务业务,目前印度最大的一批CDMO企业,例如Divi’s Laboratories、Jubilant等,在90年代初期,已经在通过供应仿制药API与欧美企业建立合作。
此时,第一批纯正的CDMO企业也快速成长起来,例如80年成立的Kemwell已经开始崭露头角。逐步与拜耳、勃林格殷格翰、葛兰素史克、默克 KGaA、诺华和辉瑞等全球制药公司建立合作关系。由于仿制药API和CDMO公司在业态上具有一定的差距,CDMO更加强调工艺开发及定制化服务。印度承接的更多是大宗原料药的产能。因此,此时的印度制药第三方服务依然以提供产品为主。
可以说,伴随1995年印度正式加入WTO,并签订了TRIPS协议,印度CDMO行业迈入了下一个阶段。在协议给予印度的十年发展窗口间,印度多次修改专利法,让自身的专利制度逐渐与国际接轨。药企在失去专利优势的同时,开始了激烈的研发投入与创新。印度制药企业的研发投入由1977年的1亿卢比提升到2005年的122亿卢比,逐步在药用基因、遗传病疫苗研制、细菌基因测序等方面取得了世界领先地位。其生产的治疗艾滋病的药品、麻疯病疫苗等具有很高水平,并出口到多个国家。1998年,兰伯西成为美国基因药品市场第一家印度公司。不仅许多制药企业建立了研发机构,而且政府建立了制药研发支持资金,这使得印度制药的研发水平很高,在化学和工艺流程开发方面已具有世界级的水平,在生物技术、药品研发方面也拥有快速更新的平台。此外,印度制药企业还与国外企业进行合作研发。如Biocon生物技术公司与辉瑞、阿斯利康、葛兰素史克等公司签订合同后,投入了300名科学家进行研发,而在2000年这一人数仅为25。印度制药业的研发能力和市场竞争力越来越强。
2007年前后,印度颁布了《生物技术产业伙伴计划》、《中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以及《国家生物技术发展战略》。在勒克瑙、海德拉巴、班加罗尔、旁遮普、喀拉拉等地的六家生物技术园拔地而起,分别是生物技术园、生物技术孵化中心、生物技术园与孵化中心、农业生物技术园、生物技术孵化中心、西姆拉生物技术孵化中心。这些生物技术园均是生物技术部与地方政府共建。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印度政府在政策制订以及项目计划的实施过程中,特别重视公有与私有部门的合作(Public & Private Partnership),把建立国有与私有部门的合作机制,推动生物技术产业化发展列为其中一项重要政策内容。在国家支持的生物技术项目中,至少要有30%的项目是与私有企业合作,以推动成果的产业化。这种公共与私有部门合作机制,有利于在研究之初就瞄准市场,有利于成果的产业化。
此时,印度外包生产公司已经拥有了先进的技术,大量与国际巨头公司合作的经验,劳动成本的红利,对成果产业化的成熟理解,在国家政策大力支持的影响下,一个CDMO的幽灵正在印度大地上空徘徊。
在有利的政府政策和蓬勃发展的药物市场推动下,2010年前后,伴随全球经济衰退,印度CDMO业务有竞争力的定价对大中型生物医药公司变得越发诱人起来,较低的资本和设备费用导致较低的折旧和利息成本,同时,印度熟练专业人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在内的人才成本甚至能够降低50%-60%。Kemwell的一份报告显示,印度的制造成本比美国或者欧洲低约35%-40%。印度的CDMO业务开始蓬勃发展。据统计,2020年,印度的合同制造工厂已经超过了1,600家。在2010-2020年的10年间,印度CDMO销售势头增长强劲。Divi’s Lab的销售额在过去十年增长了4.5倍,而Syngene以及PI Industries的销售额甚至增长了7倍。在运营效率方面,考虑到CDMO行业普遍在大力投资建设团队和规模,印度CDMO的运营利润率也十分亮眼,行业普遍保持在20%左右的运营利润,Divi’s Lab、Suven Pharma的运营利润率甚至达到了惊人的45%。同时,印度CDMO的产能也在急速扩张,Niuland和Syngene的产能在过去的5年中显著增加了5倍和4倍。
还需要注意的是,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印度实际上已经成为知识流程外包(KPO)行业的主要枢纽,有价值的数据、商业机密等流程,都已经由西方公司外包给印度,同时确保对信息和数据进行充分保护。大多数印度公司通过完成对海外资产的收购,已经建立了完善的内部流程以确保遵守全球知识产权并实施有效的信息治理措施。仿制药API公司转型CDMO业务也具有天然优势,对投资周期起到了重要的平滑作用。Divi’s Lab 2020 财年 CDMO 收入占比已经达到了41%。
毫无疑问,印度CDMO行业在21世纪初迅速崛起。这一切得利于印度政府长期的政策扶持,以及行业前期完成的大量生产力、人才储备积累。
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后,新冠疫情开始在印度肆虐。2021年6月,新德里、北方邦、马哈拉施特拉邦等医药大省,都已经发展为疫情重灾区。企业开工率仅为30%左右。德国媒体报道显示,印度向欧洲等地区出口药物的供应链,已处于崩溃状态。这为印度CDMO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
图:印度疫情与制药行业地域分布对比
图片来源:covid19india,国海证券研究所(注:红色地区单日确认人数超过2万例,棕色地区单日确认人数超过1万例,圆圈大小表示该地区累计确诊人数;绿色地区为印度制药企业聚集地)
但在短暂阵痛后,2021年下半年到2022年上半年间,印度优秀的制药基因开始发力。截至目前,印度已经在联合开发或者承担生产的抗新冠药物已经达到至少八种。作为最大的疫苗生产商之一,印度SII正在生产阿斯利康的Covishield,以及Novavax Inc的一款新药。印度政府采取了几项措施来促进制药业,包括修改现有的外来投资政策、以及价值137.6亿卢布的激励方案,用以促进关键起始物料、中间体、API和医疗器械的国产化。在短暂地遭受了供应链中断、投入成本增加后,印度企业已经克服挑战,在大流行后,依靠对于制药行业的灵敏反应,以及短时间内大规模满足世界急需产品的能力,印度CDMO行业即将迎来快速复苏与增长。
回迁、转移与升级 - 枪炮、病菌与钢铁
2019年12月1日,中国正式实施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自1984年药品管理法制定以来,正式向药品质量、用药安全、对公共健康的关注,都融入了药品管理的全新理念,将2001年版本以企业管理为主转变为以产品管理为主。可以说,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是《药品管理法》的核心。同时,在2017年中国正式加入ICH以来,中国药监的国际合作也步入了新的阶段,在“鼓励创新、腾笼换鸟”的整体政策氛围下和产业资本支持下,国内 CDMO行业逐渐变得炙手可热。自 2015年开始,国内开始药审制度改革,陆续推出优先审评、加速审评等政策以及医保加速准入,整体推进行业从“市场”导向向“创新+市场”导向。2015~2017 年作为国内创新药的起点,2020~2025 年也将成为国内创新药生产外包需求的高点。
与印度十分相似的是,中国CDMO企业的工程师人力红利与高固定资产收益,为中国创造了诱人的成本优势。根据彭博数据和各公司官网统计重点CDMO公司的单位人工成本情况,以凯莱英、博腾股份和药明康德为例,国内 CDMO 行业单位人工成本为 2.5~3.0 万美元,相对全球一线的 Lonza 和 Siegfried 的 12 万美元左右有绝对竞争优势,另外相对布局印度生产基地的 Recipharm 以及韩国 CDMO 企业依然具有相对优势、且与印度 CDMO 企业 Jubilant 基本处于一个水平线上。考虑到国内厂房建设成本以及设备等成本相对具有一定优势,国内 CDMO 企业单位固定资产原值产生的收入情况也成绩突出。总体来看,即使国内订单单价较低,在国内建设 CDMO 产能或承接全球产能均能产出更好的经济效益。
图:国内外cDM0营业收入/固定资产原值关系情况
资料来源:彭博及公司官网,华西证券研究所
业内普遍的共识是,在2020-2030的这十年间,中国CDMO行业将继续处于高速发展期。中国CDMO企业将对中国创新药蓬勃发展起到重要的催化剂作用。
当我们回顾欧洲CDMO发展历史,不难发现,欧洲CDMO行业发展的关键是搭上了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生物技术革命这班车。由于这次药品研发的革命性转变,产生了一大批新的技术服务公司,创新技术处方药成为资本最为关注的领域。而成熟药企需要快速布局新的赛道或者领域,就只有并购一途。因此20世纪末期出现的制药业大合并,以及CDMO产业的高速发展,主要原因就是生物技术革命。
我们可以深入分析生物技术革命,最本质的影响,无疑是生物技术革命带来的新生物技术药物数量爆发性增长。而中国的爆发性增长也确实存在。在中国政府政策的引导下,中国制药行业在2015年之后,出现了特色的政策引导式的创新药物爆发式发展。这种爆发性在过去的中国制药行业发展历程中,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的10年内,中国市场会上市一大批创新的中国制造处方药,这无疑是中国医药产业当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生物技术爆发,这为中国CDMO的崛起创造了必要条件。
印度与欧洲CDMO的发展历史,与近现代的全球化大周期息息相关。2021年,全球化格局已经变得今非昔比,疫情正在对全球医药供应链造成持续冲击,各国更加重视本土供应商。在对原先产业链进行重构的同时,都增加了对本土供应商的倾斜,同时,也让发达国家对制造业“空心化”所可能造成的后果有了更清醒的认识。逆全球化出现的征兆,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世界呈现的多极化趋势。但生物制药行业的特殊性,又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逆全球化的进展,医药产业间逐渐结成国际共同体,中国在国际医药产业链中的地位慢慢变得无法撼动。对于国际CDMO行业而言,中国作为最大的潜力市场,更拥有巨大的诱惑力。勃林格殷格翰(BoehringerIngelheim)是2016年首家在中国进行水质测试的跨国CDMO,由于需求的增长,它于2019年宣布了扩大业务的计划。巨头Lonza于2018年底作出了进入中国的战略举措。总部位于韩国的Celltrion还宣布了计划在2019年在武汉建立生物生产设施的计划。中国本土CDMO,必须直接面临国际领先行业巨头在国内市场竞争的压力,这在欧洲CDMO与印度CDMO发展的历史上,是没有出现过的。但这也为国内CDMO企业快速学习与提高竞争力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与印度相比,我国企业,特别是创新药制剂企业的全球化能力尚处于早期阶段,成长空间巨大,新生物技术也处在迅速追赶欧美先进企业的时机。在还未迎来创新药大量上市的时代之前,国家政策还在不断完善。即便如此,我们已经看到第一批CDMO企业在时代浪潮中迅速崛起。在未来,伴随着中国政策不断完善,行业不断发展,赛道越发细分,拥有强科技属性的中小型CDMO企业将展现出十分强大的竞争力。随着大分子CDMO企业的技术实力不断成熟,行业集中速度会逐步放缓。中国CDMO行业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及地位将越发凸显,印度疫情的爆发将对世界医药供应链格局产生长期深远的影响,中国CDMO将加速承接世界医药产能。
从时间上看,中国CDMO行业正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工程师福利,政策扶持,爆发增长的行业速度都创造了非常好的发展机遇。在高速发展后,积极收购,布局全球,并承接世界制药行业主要产能,将成为中国CDMO的下一个重要里程碑时间段。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已经有一部分优秀企业开始了海外收购与布局,在快速纳入成熟技术的同时,先进团队的引入,也将同时加快海内外业务的增长。
在未来,中国CDMO行业将在与国际领先行业巨头的直接竞争中快速成长,伴随细分赛道的CDMO兴起,成熟CDMO的不断兼并收购,长三角、珠三角等地的产业集群进一步扩大。政府也将长期通过政策激励中国创新药发展。中国创新药企将在CDMO的帮助下完成国际化跨越。我们期待国际化竞争将反推中国医药基础研究的高速发展,产、学、研将更紧密地进行结合。越来越多由中国CDMO生产的创新药物将在未来上市并被市场验证,加速全球资本市场对于中国创新药物的价值判断理解变得成熟,最终,中国制药行业会在一批兼并收购,行业整合的大潮中跨入下一个纪元。
CDMO行业的发展历史与趋势,侧面映射出整个人类社会在全球化、制造业、生物科技发展的历史。中国的CDMO行业的发展,势必将成为中国创新药在提高国际竞争力上的最重要砝码,由于技术先行的特殊性,中国CDMO将引领中国创新药的发展,并且会作为核心竞争力帮助中国屹立于世界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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